（选载自姚国华先生在清华的演讲）
在中国，不完全是只有文明的思维，我们也有文化的思维，不同的地域文化体现着不同的倾向。二十世纪的中国，有两个地域的文化，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他们都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进程。一个以江浙沪为代表，一个以湖南为代表。前者代表了文明的思维。今天，你打开电视会发现，镜头里的精英人物很多都操带江浙沪口音的普通话。朱学勤先生就是上海人，在网上他理直气壮地讲：就是要让上海的干部到中央去，到全国去，主导中国的方向，这是顺应全球化、国际化的合理趋势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一千多年来，由于大运河对南北交通的作用，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，江浙地区资源丰富，交通发达，渐渐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，内外贸易发达，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。江浙人在日常生活中，在经验世界中，看到更多的不只是自家一复一日的生活，而更多的是物质生产、流通、增值，在这些看得见的层面上，容易找到人生的乐趣，这造就了他们的文明思维：考虑问题从现实、效益、结果等出发，认同强势力量，讲究理性、妥协、计算。
今天，江浙沪贡献了一种典型观念给整个中国，那就是与国际接轨。在毛泽东时代，我们讲革命，就是要以自己的理想改造现实、对抗敌人，讲造反有理，没有道理可讲了，老子就造反。后来，我们讲改革，改革怎么改，争论来争论去，没有什么大道理了好讲，干脆不要争论了，只要认准了一个道理，就能闷声发大财：洋人怎么做，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，这叫与国际接轨。这是一种典型文明的思维，按着别人既定的、先进的、有效的方式前进，它带来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财富的急剧增长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不得不佩服江浙沪人。
与江浙沪人相对，湖南人拥有更多文化的思维。湖南人是楚人的后裔。楚人，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南蛮。中国历史上，有两种重要的野蛮人，缺乏了他们，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无法书写，我这里的“野蛮人”是指没有文明化的民族，不带歧视和蔑视的意思。有一种说法是：中国文明呈现二元的结构，如果我们叫做父系和母系的话，那么，母系是费孝通先生描述的典型的以农耕生活为主的乡土中国，父系是来自农业社会边缘和外部的野蛮人势力。大家看看，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的建立，都与野蛮民族相关，典型的中原农民，是不可能建立起伟大帝国的。中国的野蛮民族有两大种，一支是北方蛮族，一支是南方的楚人。春秋战国时，楚人与中原民族形成鲜明对比。中原民族是农业社会，守礼，守规矩。孔夫子的儒家文化，强调名教，纲常，伦理，是典型的中原农业文化。而道家文化，强调个性、想象力、自然状态、生命活力等，是楚人文化的反映。楚人接近生命的原始状态，具有不被约束的生命冲动。所以，中国文化要稳定下来，必须依靠中原文化，而中国文化要活跃起来，必须依靠道家文化。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和创造力更多地体现在楚人身上。楚国的中心本来在湖北，但是中原文化向南压，在洞庭湖和五岭之间，受到阻碍，这里既受到西部、南部山区苗裔的影响，又与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，湖南一地，保持着更多的楚人精神，粗犷、蛮横、有强大的生命内在力量，这种力量，导致湖南出两种人。一种是土匪，一种是豪杰。具有蛮横的生命冲动，假如他走不出狭小的圈子，视野窄，机会少，主体缺乏理性的精神和文化的升华，就很容易变成土匪，湖南的土匪是中国最厉害的土匪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最厉害之一，东北、广西的土匪也很了不得。假如能够走出小圈子，视野开阔，获内在的力量取文化的提升，就能够创造革命性的成就，比较容易成为英雄豪杰。当然，我的意思不是说，呆在家里的湖南人都是土匪，走出来的湖南人都是英雄豪杰。
二十世纪的中国里，江浙沪人和湖南人在交替之中，体现着典型的两种性格。革命的时候，需要硬汉子的时候，湖南人占主导。改良运动的时候，谭嗣同就有了革命精神，再看看革命运动中的陈天华、黄兴、蔡锷、宋教仁等人，都是湖南人。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发起，但武汉没有保住首都地位，相反，经济中心南京成为首都。但这样一来，革命势力马上软弱了，不久屈从于北方的袁世凯。一批不服气的人，如蔡锷等发动起义，开始了南北对立。北伐开始，其中相当多的硬汉子是湖南人。当然，我还很想把一些湖北人、广东人、广西人也拉进来。北伐胜利，蒋介石建立政权，其中的主导是江浙人，尤其是浙江人。蒋介石政权在文化创新上没有什么建树，他更多的是文化吸取，既包括中国传统，又包括西方，也认基督教，谁有益就认谁。蒋介石在上海的十里洋场混过，是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，注重与国际接轨。国共合作分裂后，共产党中一些人拉起队伍干革命，虽然并没有多少次是在湖南干革命，那是因为湖南人在湖南人干革命马上变成土匪了，所以湖南没有太多的革命根据地。但是，井冈山的核心人物，绝大多数是湖南人。领袖级、元帅级和大将级的人物之中，百分之六十的是湖南人，其次是湖北人、四川人，再其次才是江西人、安徽人。
湖南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呢？更多地接近个体生命的原始状态。湖南人受到压力时，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，甚至是不讲道理的。曾经有一位著名的革命者，而且是一位女性，他就是陶斯亮的母亲曾志。晚年她回忆自己青年时代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，看着县城城楼不顺眼，一把火就烧了它。农民不愿意闹革命，只想呆在家里，守着几亩田，怎么办呢？红军里的一些极左分子，干脆把田地烧了。这位女革命者也干过这种事情，她的丈夫跟农民冲突起来，被农民打死，她拿起一把大刀，冲过去就把那个农民杀掉了。引申一下，湖南人比较容易刚愎自用，以自我为中心。因此，越是有强大的力量压制他，他越是具有无限的反抗力。读毛泽东的诗词，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。毛泽东年轻时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：“河出潼关，因有太华抵抗，水力益增其奔猛；风回三峡，因有巫山为隔，风力益增其怒嚎。”越是遇到巨大的阻碍，人的生命意志越是能被激发出来。毛泽东与遥远的德意志文化有某种心灵的沟通，他青年时代读过的西学著作，主要来自德国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，他一口气写了十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，同情战败国德国人的境遇，并且看到德意志人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，不久的将来，他们会迫使英法美等国承担代价。果然，后来出现了希特勒。
早在毛泽东之前，陈独秀就看到，湖南人是中国的普鲁士人。另外一位著名人士杨度也说过，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湖南人。彭德怀也是典型的湖南人。后人看待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冲突时，经常以浅薄的道德观念进行评价。彭德怀如何的光明磊落、坦率直爽、高尚真诚，毛泽东如何的阴险狡诈、心机算尽、心胸狭窄。其实，毛泽东和彭德怀，典型地都体现了湖南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，他们是共产党内的两大硬汉子。彭德怀很难通融他人，与人相处。从彭德怀年青时的经历可以看出，他很难诚服于另外一个人，大多数时候，他以自我意志作为最高意志。他获得别人的赏识，别人提供给他更好的发展机会，但是最后，彭德怀都会超越他。彭德怀与毛泽东当然有区别，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把握上，彭德怀是无法与毛泽东相媲美的。但是，在具体的实践领域，彭德怀的刚愎自用与毛泽东是一样的。这就酿成了两人最后的厉害冲突。具体过程我就不多说了。彭德怀的性格造成了个人的许多悲剧。如家庭之内的不和谐，党内的孤立等。在党内，他没有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。当他被批斗时，有人包括他的部下，都往他头上扣痰盂，刷他耳光。当然，这里我没有任何责备这位意志坚强的革命家本人的意思，我只想说这是个人性格的悲剧。其实，彭德怀打倒别人时，和别人打倒他的方式几乎是一样的。彭德怀打倒过粟裕，另外一位硬骨头的湖南人，他们的冲突是两个最自信的湖南人的冲突。彭德怀借助于自己的威望，还打倒过另一个湖南人肖克将军。肖克被打倒后，住进医院，口吐鲜血，医生把检验报告呈交上级也受到处分，另一位长征下来的老干部，仅仅说这一句话，让粟裕受到批判的那个他制定的军事文件，是通过毛泽东和彭德怀审阅过的，当场就被撕下领章和帽徽，随后发配至新疆。可见，彭德怀在政治斗争中，在打倒别人时，也是六亲不认的。彭德怀被打倒时，另外一位湖南人刘少奇，是当然的支持者。刘少奇也是位典型的湖南人。在刘少奇与高岗的斗争中，彭德怀站在高岗一边，所以，在打倒彭德怀的过程中，刘少奇发挥了很大的力量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，仍然是两个硬骨头的湖南人之间的冲突。一群湖南人相处时，最麻烦的就在于，每个人都自信，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，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内在精神力量，并把这种力量置于至高无上。
毛泽东时代过去了，政治运动造成的混乱被平复了，邓小平把我们带入了平和、务实的建设年代。伴随着这种转换，自然地，江浙沪人的思维开始抬头，江浙沪人中的精英慢慢演变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，而湖南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这种变化，带来了新的问题。每一个看得见的领域，都是文明，都是进步，但是，中国社会仿佛少了什么，究竟是什么呢？人们自我的、独立的、内在的精神力量。我们越来越感到萎靡不振，我们越来越缺乏自信心，我们越来越发觉心灵生活的枯萎，中国人的文化领域慢慢淡化了。毛泽东时代，自力更生，独立自强，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，竟然敢于想象：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，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。果然，一定程度上，我们做到了。就说科学领域吧，二十年多前，我们还有世界上入流的科学家。在很多领域，我们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就。西方人研制出光纤后的第二年，中国人也研制出来。苏联将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后的第十三年，中国的“东方红1号”也上天了。但是如今，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敢说：他是世界上入流的科学家，他已经在某个领域创造出哪怕一个新理论、新方法或者新概念。中国科学的春天过去了。这二十多年来，中国的科学家们忙着与世界接轨。什么叫“863计划”？它的关键词是“跟踪”。也就是说，以别人为楷模，为典范，跟着别人的方向前进，还试图在别人既定的模式中与别人赛跑。从前，我们还能独立造坦克、造飞机、造汽车，如今，我们不但不能独立造坦克、造飞机、造汽车，连彩电、冰箱这样的产品，知识产权都掌握在西方人手中，甚至我们喝水时，都追逐着可口可乐，这代表着我们对西方现有文明的依附。这种状态，决定了中国的高科技几乎是一片空白。当中国人丧失了文化，只知道跟着西方的文明走时，中国将坠入一片打工仔的汪洋大海。中国的工人在为别人打工，中国的工程师在为别人打工，中国的科学家也在为别人打工，只不过是打工仔中低级与高级的区别。
在文明的思维支配我们的今天，似乎大家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，经济这么发达，消费品这么丰富，生活条件这么优越，文明有什么不好呢？也好。可是，我们会感觉到内心的空虚和不自信，中国哪怕再有钱，面对西方国家时，总觉得自己不过是二流民族，甚至是三流民族。美国的曼哈顿高级住宅区里，也有挥金如土的中国人，不过，他们并不感到骄傲，他们的微笑都是萎缩的。中国的留学生到国外，很多是被人瞧不起的，甚至连小日本都可以瞧不起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，只能是行尸走肉的，它是在别人文明之光的投射下而产生出来的复制品。
在毛泽东时代里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，对于湖南人的性格极端具有重要的中和作用，他调和着那个时代出现的各种冲突与矛盾，因此他在后人的回忆成了一个“没有缺点”完人，这就是周恩来，一个江浙人。而在后毛泽东时代，当现实向江浙沪思维转化的时候，我们又发现，中国缺少了另外一种性格。于是，人们心中崇尚着另一个偶像，在八十年代，这个人是胡耀邦，他可谓是革命的湖南人中的最后一位。胡耀邦去世的时候，全民哀悼，他的葬礼规模可能仅次于毛泽东，甚至引发八九年的事件。到了九十年代，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文化的独立性格的缺失，中国人自信心、意志力的疲软，于是又推出了一位政治偶像，那就是贵校校友朱镕基先生。
湖南人和江浙人，一个侧重于内在的文化力量，一个侧重于现实主义，这是两个极端，哪一个极端，都不代表完美的状态，它们需要某种综合与协调。在中国的今天，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是缺少文化的活力与凝聚力，中国的改革开放，我认为是文化缺席的社会发展过程，它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平庸劣质、缺乏创造力、人云亦云。文化沉默了，连一个法轮功都能在中国社会掀起那么大的风浪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作为一名大学者，竟然认为中国人不用谈文化，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就行了。我只觉得：中国学者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态度。
Extra 
